淮南三叛（二十）曹髦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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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二叛的平定对于司马家来说算是跨过了一道坎，不过所付出的代价着实非常巨大。
虽然整个战争期间淮南军对中央造成的军事压力并不算太大，但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司马师必须抱病出征，终于在乐嘉之战后耗尽了最后的精力。
战后，司马师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从前线返回许昌后，很快就陷入弥留之际了。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决定尽快确认接班的人选。
一般来说，在儒家文化里讲究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按当时的情况来讲，司马师唯一的儿子司马攸应该作为继承人，但实际情况下这却难以实现。
其实司马攸只是司马师宗法意义上的儿子，而并非亲生，他的生父是司马昭。
司马师与原配夏侯氏先后生了五个女儿，但并没有儿子。之后两任夫人吴氏和羊氏也没能诞下子嗣。为了避免司马师这一系绝嗣，子嗣甚多的司马昭就将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
司马懿和司马师都对司马攸非常器重，也尽力去栽培他。当初王凌叛乱时，年仅五岁的司马攸就被带去随军镀金了，顺便捞了一个亭侯的爵位，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有什么战功呢？这明显是把他当做继承人来看待的。
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无子，命攸为嗣。从征王凌，封长乐亭侯。（晋书宣五王传）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发展，司马攸继承司马师的基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司马师的死对司马家族来说太突然，而这时司马攸年仅十岁。
如果司马师已经有王位甚至帝位的话，那其实也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即使小皇帝登基，但先王的班子在法理上也应该被继承。
但司马师却还远远没走到这一步，他的爵位仅仅是从父亲司马懿那里承袭来的舞阳侯。也就是说司马攸继承司马师的爵位不成问题，但难以继承他的权力。
及景帝崩，攸年十岁，哀动左右，大见称叹。袭封舞阳侯。（晋书宣五王传）
当初司马师上位时还要找一个伊陟继承伊尹的先例，更别说年仅十岁毫无威信的司马攸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就是继承人的唯一选择。
司马师对此早就做了相应的预案，他在出征前让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这个任命的主要意义是让司马昭掌握禁军，看好皇帝，保持后方的稳定。
但可能司马师也没想到，他如今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难以支撑自己返回洛阳的地步了，因此继承人司马昭必须亲自前往许昌来完成权力的交接，这就让机敏的皇帝曹髦嗅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世说新语有记载，司马师这次东征是带着皇帝一起去的，等取胜后，皇帝先行返回洛阳。
世语曰：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裴注）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难解释得通，如果把皇帝留在洛阳，可以让司马昭看住他；让皇帝随军，司马师可以自己看住他。既然把皇帝放在眼皮底下监视是如此重要的事，又哪有打了胜仗就让皇帝先回去的道理呢，这不就让皇帝脱离了掌控吗？
裴松之也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他的依据是诸葛诞起兵叛乱时司马昭带着皇帝和太后一起东征平叛，司马昭在上表中提到了汉高祖、光武帝和魏明帝三个皇帝亲征的先例，如果曹髦确实跟司马师出征了，那没道理不引用这个例子。
总而言之，在司马师平叛的这段时间里，曹髦呆在洛阳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负责监视他的司马昭已经离开洛阳前往许昌了，曹髦就有了相应的操作空间。也就是说司马昭应该带着天子一起去许昌才是万无一失的，可是他在情急之下没有想到这一点。
司马师在司马昭在赶到许昌后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他在去世前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赦免了被毌丘俭和文钦裹挟参与叛乱的官兵，并任命诸葛诞接替毌丘俭扬州都督的职务，成功稳定了淮南的局面，为不久以后击退东吴孙峻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壬子，复特赦淮南士民诸为俭、钦所诖误者。以镇南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
司马师的时代结束了，虽然他执政只有短短几年，但对于司马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这几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司马师真正为家族的权力之路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时，皇帝曹髦抓住了司马家权力交接的短暂的窗口期，果断出手了。
曹髦下了一道诏书，以淮南初平为由让司马昭暂时留在许昌稳定局面，让傅嘏率领大军返回洛阳。
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在这看似平常的诏书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杀机。
在司马师去世后，由司马昭接手兵权。
景王薨於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司马昭之前的职位是征西将军兼中领军，等赶到许昌后晋升为卫将军，为接班做着准备。
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晋书文帝纪）
在这个时间点，曹髦下达这一诏书其实在道理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司马昭只是卫将军而已，在战事已毕的前提下没有长期统帅大军的权限。
另一方面，有资格统帅大军的拥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头衔的大将军司马师已经死了，没有继续统兵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军返回洛阳是很正常的事。
也就是说，曹髦抓住的就是司马昭还没来得及给自己加上合法头衔的这个时间点。
现在的局面就是司马昭在外，不能控制皇帝，那么手里的军队就是他唯一的底牌，如果一个疏忽让大军返回洛阳而自己留在许昌，到时候皇帝突然下诏宣布他为叛逆，那他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也是曹髦没办法的办法，也是当时他在能力范围内作出的最好的选择，因为李丰之乱之乱的时候，夏侯玄等人已经被一网打尽了，亲魏的力量实在太弱了，而且曹髦登基时间太短，就算他有一定手腕，也没有那么快培植起自己的力量。
这时候司马师病死对他来说是个好机会，趁着司马氏权力交接的空档赌一把，如果司马昭犯了糊涂，他就真的绝地翻盘了。
而且这个策略的好处就是即使没能成功也不会造成不良后果，毕竟一切做法都是合理的，不会像曹芳那样玩火导致激起司马家那么强烈的反弹。
所以就凭他这个操作，钟会那个“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评价还真不算夸张。
但问题却也出在这个评价上，因为早就看出曹髦不简单的钟会也在军中。
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当时钟会在军中就相当于司马昭的总参谋长，负责制定各种策略，他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而另一个看出其中有问题的就是诏书的直接接受者傅嘏。
傅嘏也是被司马家极其信任的人，东兴之战以及淮南二叛之前，司马师都曾向他问计。甚至世说新语中还有司马师临死前将朝政托付于他的记载。
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许昌，领公军焉。（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注）
当然这段记录可信度不高，孙盛评价说：“司马家的权力传承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是非常谨慎非常严密的，以傅嘏的地位不可能参与进来。”
孙盛评曰：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嘏所宜间厕？世语所云，斯不然矣。（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注）
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傅嘏无论怎样也是外人，司马师只可能把大事托付给司马昭。不过从这个记载中，傅嘏受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他也绝对算得上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前文中曾经提到曹髦是很有手腕的，即位之初就开始收买人心，后来也拉拢过司马望，这次他选择要拉拢的是傅嘏。
表面上看傅嘏毫无疑问是司马家的人，但他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向司马师献计献策等，基本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并非单纯是维护司马家。
他最初投入司马懿帐下，主要也是因为曹爽集团的打压，傅嘏至多算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随波逐流，顺应形势，不明显站队，只求为国效力的人，和郭芝、贾冲那种司马家的鹰犬还是不一样的。这应该就是曹髦选择他的原因。
但是傅嘏即使想要帮曹髦也是做不到的，如果当时钟会不在军中的话，傅嘏倒是有可能说动司马昭，但因为有钟会的存在，在二人有分歧时他肯定会选择相信钟会，因为论起与司马昭个人关系的亲疏，傅嘏没法与钟会相比，那可是能和司马昭用父亲的名字开玩笑的人。
权衡之下，傅嘏选择不去冒险，而是和钟会保持一致，没有建议司马昭接受诏命。
但是直接抗命也是不合适的，毕竟皇帝诏命的内容都是很合理的。不过曹髦为了拉拢傅嘏，这封诏书是直接发给傅嘏的。也就是说司马昭完全可以说自己并不知情。
最后几个人一番商议，傅嘏决定自己背这个抗命的锅。他向朝廷上表，表示自己将和司马昭一起领兵返回洛阳。
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至于上表的内容，可以说自己觉得没有经验或者生病，难以统帅大军，这事只能司马昭做，反正随他去说，到时候木已成舟，皇帝也说不出什么。
当然傅嘏也不算是完全抗命，至少领兵返回这件事是做到了，也表明了他们不可能有反叛之举，曹髦对此也完全没有办法。
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但这也给司马昭敲响了一个警钟，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于是火速返回洛阳，给自己加上大将军、录尚书事和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官职，彻底取代了司马师当初的地位。
这次的事件算是曹髦在极度劣势下的一次反击，而且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若不是钟会在军中，他是有可能翻盘的。
纵观曹髦在位这些年，他始终也没有太好的机会得以夺回权力，这次已经算是最接近的一次了。
以我个人看来，曹髦或许不该太早显示出他的才干和抱负，如果始终示敌以弱，能麻痹司马兄弟和钟会的话，这次夺权行动的成功概率就会大一些，不过也只是大一些而已。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过多苛求，他的表现在历代少年天子里已经是一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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